1997年书市的热闹，一方面无疑反映了出版业的活跃与繁荣，另一方面也掩盖着一些本来就有、于今尤甚的问题。在一个个订货会的成交码洋不断上升、新书店一个接一个开业的繁荣之外，还有一个“价格越来越高、品种越来越多、销量越来越少”的怪圈存在着。这些看似相悖然而确实相伴的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？
出版的功能包括生产知识、传播知识、文化消费、服务大众等等不同方面、不同层次。这些不同方面、不同层次当然会有不同的出版物表现形式，但在同一层次、同一方面中，原创性是一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。原创性一方面是指一本好书本身的知识生产量，这一点在学术专著中表现尤为突出；一方面是编辑、策划选题上的卓尔不群、视角新颖独特。可是反观1997年的这些出版热点：名人写自己，跟着大片走的“电影小说”，在原创性这一点上都显出比较严重的苍白之相。好的学术著作也有不少，如中国社科版的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》，三联版的《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》，只可惜淹没在上百倍于它们的平庸之作中间，远不够醒目。
出原创性强的书，作者、编辑和出版社的工作量都大，反之，工作量小，成本低，而且，容易形成选题重复撞车、追风看涨。邓小平同志逝世、香港回归都吸引了不少出版社的眼光，也在所难免引起题材重复。临近世纪末，回首、总结二十世纪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，《世纪大灾变》、《二十世纪震惊世界的瞬间》等等，这一总结估计到下世纪开始也不会完。所有这些，和戴妃猝亡引发的出版大战相比似乎都不足道。中国青年版的《戴安娜》歪打正着，到10月底印了6万册。其间，以戴妃生平为内容的书一下子出来十多个版本，但销绩却远在出版者的期望值之下。有媒介分析，戴安娜猝逝本身虽具新闻价值，而对于必须承载更丰富内容与信息的图书而言，戴妃故事并不具备多角度深层次开掘的价值。
还有就是名人出书，准确地说是明星、主要是影视明星出书带来的毁誉参半。先是赵忠祥的《岁月随想》发行逾百万，然后是《日子》（倪萍）发行70万，接着又有《凭海临风》（杨澜）、《宋世雄自述》、《笑面人生》（姜昆）、《我演周恩来》（王铁成）、《走进阳光》（孙道临）、《诞生》（姜文）。有一点奇怪的是，有不少报纸的“排行榜”把这一类读物当做“文学”，让人莫名其妙。这些书的畅销，的确值得出版界反思。
好的文学书不是没有，如中国电影版的《放逐》和北京版的《红处方》。这两部小说前者被称为“宛如一部最近十年的中国社会史”，关涉到当今最敏感的腐败问题。后者则融入了一位女作家的理性之思和当世之爱，作者在大量阅读了有关禁毒的书刊之后，为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个坚强的支点：好作家应该视责任为天职。
学术著作中，比较虚浮的著作仍有人问津，但厚重扎实的著作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《万历十五年》打头的“黄仁宇作品系列”。另外，一些经济学名著也出尽风头。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版的“经济科学译丛”，因为引进的是欧美当下最新的经济学成果（包括斯蒂格利茨《经济学》、泰伯尔《产业组织理论》等）而引起经济学界和高校经济类师生的普遍关注。此举也为我国整个教育界如何迅速引进外国优秀成果提供了范例。其他值得一提的经济类著作还有《腐败论》（中国社科版）、《金融风暴》（贵州人民版）、《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》（中国社科版）等。这些书针对当下中国的经济现实做了切实而有益的探索。
去年一年，图书市场的“热点”不再过分集中，似乎很多，这也许意味着读者更理性、更成熟。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，就是图书品种越来越多，但销售册数越来越少。全国图书销售额（码洋）连年攀升，而每种书的平均印数连续下降。从1996年，市场开始疲软，出版社的库存量相应增长，零售商也反映库存、积压较此前为多。业内外媒体对此做报道时曾直率指出：书价一路猛涨，选题雷同，低层次重复是表面现象，其实质是粗放式的经营一直在恶化图书市场的环境。在中国内地人均拥有出版社数量很低（日本有上万家出版机构、弹丸之地的香港有数千家出版社）的情况下，所出图书单种销量很低，实在值得人们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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